全球化的退潮

WTO 上诉机构上一次作出裁决是在 2020 年。它没有被解散，也没有被宣布终止，只是自 2019 年底起因成员人数不足而无法受理上诉——新成员的遴选提名持续被否决，到 2026 年 5 月，成员方第 97 次尝试重启遴选仍未成功。本文的核心判断是：多边贸易体制的实质变化不发生在关税税率上，而发生在规则的可执行性上；终审环节缺位之后，关税从一项经过谈判的筹码，变成了可以随时更换法律依据的单边工具。

一、停摆的事实

按 WTO 规则，上诉机构应由七名成员组成，负责复审专家组裁决。自 2019 年底成员人数降至法定门槛以下，它就无法组成审理庭。这一状态的后果不是「争端变少」，而是争端失去终局：专家组作出裁决后，任何一方提起上诉，案件即进入无人受理的悬置状态，裁决无法生效，也无从执行。第 97 次遴选尝试未果，说明这不是程序拖延，而是成员方对争端解决机构定位的实质分歧。

二、裁判缺位与关税的工具化

终审缺位改变的是各方对违规成本的预期。当胜诉难以转化为可执行的救济，单边措施的相对代价就下降了。最集中的样本是美国：其平均有效关税税率升至约 11%，为 1943 年以来的高位。但更值得记录的不是税率高度，而是这些关税的法律依据在一年之内反复更换——先是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推出的大规模「对等关税」，在 2026 年 2 月被最高法院认定越权；行政部门随即改用 1974 年《贸易法》第 122 条统一加征，税率先定 10% 又改为 15%，到 5 月又被国际贸易法院判定无效。

三、法律依据的不稳定如何改变企业决策

这一轮反复在财政数字上留下了明确痕迹：美国海关关税收入由 2024 年的约 790 亿美元升至 2025 年的约 2640 亿美元，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因措施被判无效需退还进口商。对企业而言，问题的性质因此发生了变化——过去需要测算的是「这批货的税率是多少」，现在还要判断「适用的法律依据能维持多久」。这类不确定性无法通过关税筹划消化，只能通过合约条款（关税分担、价格调整机制）与库存布局来分摊，其成本高于税率本身。

四、规则供给的分层：MPIA

上诉机构停摆后，接受既有规则的成员自行建立了替代性安排——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（MPIA），目前有 58 个成员，覆盖接近六成的世界贸易。它的效力只及于成员之间：同一套 WTO 协定，在 MPIA 成员之间可以走完两审并获得可执行的结论，在非成员之间则止步于专家组。规则文本是统一的，救济能力是分层的。现任争端解决机构主席、巴西大使帕特里奥塔仍在推动改革，但恢复一个已停摆的机制，需要的政治共识高于当初维持它的共识。

五、贸易与投资含义

对企业而言，合规判断的起点正在从「WTO 规则怎么规定」转向「对手方与自己各自属于哪些安排」。在 MPIA 成员之间，规则的可预期性仍然较高；跨越这条线的贸易，则需要把措施变更的风险直接写进合同。对政府而言，终审缺位削弱的是所有成员的规则救济能力，包括那些主张单边措施的成员——它们同样会成为其他国家单边措施的对象，而届时同样没有可执行的救济。

六、口径与限制

第一，「上诉机构停摆」不等于「WTO 停摆」。货物贸易的减让表、通报义务、贸易政策评审与专家组程序都在正常运转，失效的是终审环节。第二，「平均有效关税」是以关税收入除以进口额得出的实际负担率，与 MFN 名义税率、约束税率不是同一口径，跨口径比较会失真。第三，关税收入的年度跳升同时包含税率提高与进口结构变化两个因素，不能全部归因于税率。第四，MPIA 的成员数与贸易覆盖率会随成员加入而变动，引用时须注明时点。第五，法院判决处于可上诉状态，本文记录的是截至 2026 年 6 月的程序进展，不是终局结论。

资料来源：世界贸易组织公开文件与争端解决机构记录、耶鲁预算实验室等公开研究。数据分析由 digitconnection.ai NextLab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分析实验室支持。